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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报】依法治国,我们走过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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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制到法治,是20年改一字.个中艰辛,法学界深尝其味 ■中国法治建设,正在迈向社会主义宪政阶段,这是法治的高级阶段 ■民生目前已成为超越民主的时代问题,亟待有力的法治保障 ■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和纠纷的社会,而是有一套完整的机制解决矛盾和纠纷的社会 ■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高位风险阶段,面临着三种不确定的秩序前景 “你绝不是那么高贵,法律在你之上”,这句托马斯·富勒在三百多年前留下的誓言,今日听来依然响亮.但是,这一神圣的信仰,真正开始深入我们这个民族的灵魂,却是在刚刚过去的这10年. 10年前,1997年9月,“依法治国”作为治国基本方略,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闪亮登场.这不仅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执政党的选择,也是中国人民的选择,当然,更是历史的选择.这个民主法治建设的里程碑树立之后的日子里,一个真正的法治时代渐行渐近…… 依法治国的方略在中国推行10年,法治建设高速推进.法律精神渐入人心、法治理念日益完善,公民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持续增强.在人们心中,法治从一种需要,逐渐成为一种习惯、一种价值乃至一种信仰. 法治,在过去10年间,改变着我们的国家,改变着我们的社会,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改变着我们自己. 10年一回头,辉煌的成就使我们鼓足信心,曾经的缺憾让我们加步前行. 一个“治”字,中国走了二十年 1996年2月8日下午,中南海怀仁堂,中共中央第三次法制讲座在这里举行.主讲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王家福研究员,而《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选题则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亲自圈定. 这是一次意义非同寻常的法制讲座,正是在这次讲座的会后总结发言中,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依法治国方略.他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 仅仅一个多月后,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 此时,法律界和法学界对于依法治国的探讨也进入高潮,讨论的焦点聚于到底是“法制”还是“法治”. 1997年9月,“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写入了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报告还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起草党的十五大报告时,我们还一再担心‘法治’会被‘法制’代替”,参加报告起草的王家福研究员回忆说. “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要‘法治’还是要‘人治’,曾在法学界引起一场广泛争论.真理愈辩愈明,法治的思想和主张逐渐被大多数人接受.这场持续近20年的论争,为党中央和全国人大正式将‘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将‘法治国家’作为奋斗目标确立下来,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步云研究员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现代中国依法治国历史进程的起点’,三中全会公报、1979年党的64号文件、对‘四人帮’的审判、1982年宪法的制定等,都是早期‘依法治国’的标志性事件”. 邓小平同志为依法治国思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认为,一个国家能否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关键的决定性因素与条件是,依靠一两个英明的领导人,还是寄希望于建立一个良好而有权威的法律与制度.他的回答是后者.“制”和“治”仅一字之差,却映射出一次伟大的观念变革.李步云感慨道,“从法制到法治,是20年改一字.个中艰辛,法学界深尝其味.” “在我们这个有着数千年漫长封建历史传统的国家,在我们这个人治思想比较浓厚的国家,彻底否定人治,坚定地走依法治国道路,是了不起的历史进步,具有划时代意义”,王家福对此同样深有感触. 近年来,“立法驶上快车道”之类的表述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不再追求立法的快,不再追求立法的量,优质成为立法最核心的标准,由此我们看到了物权法的“八审”.CFP供图 仅用三年,依法治国入宪 短短3年时间,我们就迈过了“依法治国”方略确立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认为,从1997年开始,在党的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方略,并在1999年将其入宪,“法治”具有了超越法律工具主义的意义和内涵. 王家福则表示,从根本大法的高度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目标,是中国在宪政体制上彻底否定人治,坚定不移地走上法治道路的划时代的进步.这一我国法治建设史上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值得我们纪念. “中国法治建设,正在迈向社会主义宪政阶段,这是法治的高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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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徐显明的划分,从2004年起,我们就已进入社会主义宪政阶段.在这一阶段,出现了6个标志性事件:第 一,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更好地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第二,宪法修改,“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入宪法;第三,依法执政,成为党中央确立的基本执政方式;第四,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法律观开始形成;第五,国务院颁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向全世界宣告“建设法治政府”;第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次作为科学命题提出,民主法治位列和谐社会六大基本特征之首. 如果将“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视为法治生活方式的选定,那么现在就应该站在高处思考我们将要把这种生活方式置于何种基础之上.这一基础不具有可选择性而具有唯一性,那就是社会主义宪政. 徐显明形象地将社会主义宪政进行了拟人化处理:市场经济就是宪政的“双脚”,没有市场经济,宪政就没有立足之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宪政的“心脏”,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这三者有机统一起来的唯一制度载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它是宪政的动力装置;自由是宪政的“血液”,它为宪政躯体提供必需的营养;平等是宪政的“眼睛”,它为宪政提供制度观察的视角;人权保障是宪政的“灵魂”,它为宪政提供方向指引;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宪政的“大脑”,它为社会主义宪政提供的是政治领导权.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林研究员认为,10年法治建设的一大重要成就,就是提出了“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的理念,并将之置于实行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的“首要”地位,突显了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崇高地位和至上权威. 然而,不得不提及的是,“宪法至上”的原则确立之后,相应的制度保障已成为必需.10年来,被社团和公民提请审查的违宪法规并不鲜见.试问,若违宪立法、违法“立规”、违法执法得不到及时的纠正和惩治,真正的法治如何成为可能?按照徐显明的逻辑,宪政躯体当然还应该有自己的解毒、排毒系统,违宪审查制度自然必要.这个问题,是法治必须跨越的一道门槛. 良法之治,偏爱民生 “10年来,我国不断加强立法工作,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初步建立起现代意义的行政体制、司法体制”,王家福作出了审慎评价. 但是,“写在党的决议和宪法上的治国方略和原则,并非都已成现实.要充分看清目标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充分认识‘官本位’和‘以言代法’在我国政治生活以及社会、文化建设和经济运行过程中影响的顽固性,认识不正当的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和个人利益可能对法律实施造成的障碍”,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刘海年研究员不断强调着“良法”的重要性———“我们今天所要建设的法治,不仅要求有法可依,而且法律应当良好,符合时代精神;必须建立在民主基础上;主要‘治官’而非‘治民’;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出发点和落脚点”. “良法”是法治的价值标准和理性追求,任何良法都有某些“异中求同”的共同性.现代法治精神所倡导的共同价值,包括正义、公平、民主、自由、人权、秩序、和谐、安全等,成为评价法律是否为“良法”的重要尺度,成为创制“良法”的价值追求. 关于我国“良法”所蕴含和体现的法治精神,李林认为大致应当包括以下一些精神:一是崇尚以人为本,尊重保障人权,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民本精神;二是崇尚正义公平,实现自由博爱、平等相待、和睦相处、共同富裕的社会正义精神;三是崇尚民主法治,坚持人民主权、宪法法律至上、依法执政、民主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等原则,规范制约公权力的依法治国精神;四是崇尚和谐发展,实现法律与自然相和谐、与社会相和谐、法律自身相和谐的和谐精神;五是崇尚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三者在制度上、程序上有机统一的宪政精神. 法治,当然是“良法”之治.2006年,“十一五”规划提出“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同年,我国民主法治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监督法》颁布;2007年,关系到国计民生基础的《物权法》获得高票通过…… 九届全国人大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法律、法律解释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共113件;十届全国人大期间,截至今年8月底,这个数据已达到93件…… 与数据相比,更加令人欣喜的是,民生开始受到立法者的偏爱.除了《公司法》、《证券法》等经济领域的立法外,《劳动合同法》、《突发事件应对法》、《就业促进法》等社会领域的立法得到更多关注. 人民的声音成为最高的法律.法治的重心转向民生,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付子堂教授是高度赞同的.“在当代社会转型期,中国普通百姓最迫切需要的究竟是民生还是民主?民生与民主哪个更加重要?基于当代中国转型期的严峻形势,民生目前已成为超越民主的时代问题,亟待有力的法治保障.毫无疑问,比起免费教育、医疗保障、贫富差距等,民主并不能算是目前普通中国老百姓最迫切需要的东西.关注民生,构建民生法治,成为解决民生问题与建设现代法治的绝佳交汇点.关注民生,是21世纪初期现代中国法治拥有坚实基石的必由之路;构建民生法治,是中国现代法治在21世纪得以真正实现的希望所在”. 和谐,法治前面有定语 最近几年,贫富差距、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变得很严重,民生问题成为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 “民生问题当然很重要,法治重视民生总比不重视民生要好.但是,这不是解决之本,解决的出路在于民主.没有民主,民生法治的逻辑可能就是:从民生到关怀,从关怀到给予,法治变成了解决眼前问题的手段,这容易导致法律工具论”,显然,对于民生法治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也在思考,“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就是孔子的中庸之道.这个理念演变到现在就是讲和谐、讲平衡.和谐社会是博弈的结果,而不应该是安排的结果.只有在充分保障权利的情况下,每个公民才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不在意这个蛋糕给我多大一角,我在意这个蛋糕属于谁.民生问题要重视,民生法治要强调,但是,民生的出路在于民主,在于大多数人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不仅被动地等待赐予,而且主动地参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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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者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做的. 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向社会全文公布物权法草案征求意见;2006年和2007年又相继向社会全文公布劳动合同法草案和就业促进法草案,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劳动合同法草案公布后一个月内共收到各方面意见近20万件,其中65%来自基层劳动者. “向社会公布法律草案征求意见,是近几年立法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方式”,信春鹰解释道,“一部法律,不同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期待和诉求,有时候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期待和诉求.分析、研究、理解不同的期待和诉求,发现法律背后的社会现实和利益纠葛,寻找最佳的社会平衡点,是立法机关的重要职责.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和纠纷的社会,而是有一套完整的机制解决矛盾和纠纷的社会”. “社会自身具有一定的自我维持、自我协调、自我发展的能力,就能减少、消除各种社会冲突和矛盾.形成符合人们期待的和谐,就需要有秩序,即一种有规律、可预见、和谐稳定的状态,也就是规则约束下的状态.而在秩序的形成过程中,尽管有多种力量可能发生作用,但是起主导作用的应当是法律规则”,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利明教授眼中,“和谐社会就是法治社会”,“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向法治社会转型的时期,因而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举措还在于要建设法治社会”. “和谐”与“法治”,随着我们党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特别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思想和任务的提出与实践,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和谐法治”的概念应运而生. “和谐法治是一种先进的、科学的法治理念,因为它是以和谐哲学作为其思想理论基础的,这不仅进一步彰显法治的时代精神,而且使法治的目的性价值更加鲜活”,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张文显教授对和谐法治给出极高评价,“它充分体现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代表着我国依法治国方略和法治国家目标的历史走向.‘和谐法治’概念和理念不仅引领我们转换法治话语体系,从而提升我们的法治观念和法治实践,而且必将丰富和创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想模式、历史任务、实践途径”. “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实现三者之间的协调和谐,用和谐精神统领法律价值体系,将和谐精神融入法律规范体系,用和谐精神指导法律运行实践,使我国法治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和谐精神”,张文显描绘着和谐法治的绚烂图景. 法治建设,我们正在过大关 目前,中国有220多件现行有效的法律、680多件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7200多件地方性法规,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最近3年来,各级政府加强依法行政,复议机关共解决行政争议20多万件;“四五”普法期间,8.5亿普法对象接受教育;2005年底,全国共有8516个政府法律顾问团…… 李林总结说,“10年来,我们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改革司法体制、尊重保障人权、培养社会主义法治意识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就”. 当然,成就与辉煌已成历史,如何书写好明天的历史才是我们的使命所在.王家福坦言道,“10年的进步和成就与人民对依法治国方略的期望和要求还有一定距离.我们在回顾历史、盘点成就、总结经验的时候,还应该探索今后如何进一步弘扬法治精神,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争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来自中国政法大学蒋立山副教授的研究显示,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高位风险阶段,面临着三种不确定的秩序前景:第一种,通过包括法律手段在内的综合性的风险治理,在2020年左右,进入平稳、快速、协调发展的良性状态;第二种,高位风险因素爆发,导致社会总体性危机;第三种,虽无总体性的社会危机,但各种局部性危机接连出现,社会动荡长期化,即落入所谓“拉美化”陷阱.避免后两种可能性,是近20年中国法律改革和秩序治理的主要任务. 显然,依法治国已经步入关键期……“法治要可持续发展,必须从逻辑推论和道德论证回到中国的现实中来.我们要看到当代中国国情的两个重要特点,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是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法律与社会的结合面越来越大,社会对法律提出的需要法律来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关键就在于法律能不能积极地去回应、去适应当代中国的发展需求”,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石泰峰教授将焦点再次聚于民生,“法律只有积极地回应和解决当代中国社会最迫切的民生和民权问题,才能为社会大多数成员所接受”.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开始从经济发展优先战略向社会协调发展战略的转向.本阶段以跨越“矛盾凸显期”为历史使命,法治建设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社会发展优先战略为核心.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法治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快速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法律秩序和法治精神生长缓慢之间的矛盾”.在蒋立山看来,这主要表现在社会上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守法精神淡漠、法治效率较低、维权成本过高等问题.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李林的观点与蒋立山不谋而合.现在法治建设的主要矛盾,是法律实施的实效问题,主要表现为某种程度上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在进一步加强立法、执法、司法和普法工作的同时,把解决法律有效实施的问题作为今后法治建设的重点,使法律实施与法律制定协调发展. 法治还远未真正成为我们的一种习惯、一种价值、一种信仰. 法治建设的道路依然漫长,理想和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 法治深刻地改变了中国,而这种改变在未来仍将继续. 依法治国方略提出10年后,2007年6月25日,中央党校大礼堂,胡锦涛总书记掷地有声:“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弘扬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我们会一如既往、充满希望地向法治走近,迎接一个更加清明的法治时代的尽早来临…… 原文链接:http://www.jyb.cn/cm/jycm/beijing/zgjyb/10b/t20070927_115528.htm <